《年齡》重義不重事：略論莊存與與孔廣森對《年齡》的見解
包養留言板作者：郭曉東
來源：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
原載于《杭州師范年夜學學報》2012年第1期
時間：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八月初九日戊午
耶穌2017年9月28日
摘要：清代今文經學的興起，與《年齡》“義”“事”之爭有莫年夜關系。在乾嘉實“事”求“是”的學術氛圍下，莊存與提出“《年齡》非記事之史”，認為《年齡》之所書，皆“約文以示義”，是“不書”重于“書”；孔廣森提出“《年齡》重義不重事”，認為孔子之《年齡》，雖然是因魯史而作，然常常賦予了新義。雖然莊、孔兩人嚴格上講，都未必可視同于嘉、道之后的今文學者，然這樣一種重“義”不重“事”的問題意識，事實上已為清代今文學之之濫觴。
關鍵詞：《年齡》；義； 事； 莊存與孔廣森
一
皮錫瑞說：“今古文之興廢，皆由《公羊》、《左氏》為之轉關。”[1]（書經，P97）漢代這般，清代亦然。有清今文學之興起，與莊存與和孔廣森師弟有莫年夜關系，而此中為之“轉關”者，當屬其對《年齡》之定位，即鑒定《年齡》究竟是“經”還是“史”，其所措意的，究竟是“事”，還是“義”。
《年齡》有“事”有“義”之說本之于《孟子·離婁下》：“其事則齊桓、晉文，其文則史，孔子曰：‘其義則丘竊取之矣。’”此說漢儒年夜致疑神疑鬼，故司馬遷作《史記》，在《十二諸侯年表序》稱孔子作《年齡》，“約其文辭，往其煩重，以制義法，霸道備，人事浹”，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則女大生包養俱樂部稱其為“霸道之年夜者”，而前漢今文十四博士稱“《左氏》不傳《年齡》”，亦是出于這一立場包養軟體，以為《年齡》是“經”，《左傳》雖然詳于記事，卻不克不及達經之義旨，故稱《左傳》不克不及傳《年齡》。但是，漢之后《左傳》孤行，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皆成絕緒，杜預以《年齡》為“經承舊史，史承赴告”，則《年齡》雖有“經”之名，而實際上已經被視同于“史”。唐代劉知幾更是基于史法之立場來對待《年齡》，遂有“惑經”與“申左”之論。劉氏之說雖然極端，亦頗受后儒批評，然這一基于史法之立場來對待《年齡》思緒卻影響極年夜。其后如清人毛奇齡，視《年齡》與《左傳》的關系為“簡書”與“策書”，經簡而傳煩，經的感化不過是“標志其名而列作題目”，即不過是一“籤題”罷了，如其在《年齡毛氏傳》的《總論》中引《徐仲山日記》曰：“至于事之始末詳略，皆所不問”，是以，欲詳經所記之“事”，必待傳而行；同時，經既然不過是“籤題”與“項目”，那天然就無所謂的“微言年夜義”。[2]（P626）再如以研討《左傳》名家的顧棟高，雖然不否認《年齡》有“義”，但卻是“用史家的目光看《年齡》中的‘事’與‘義’”，“褒貶年夜義即寓于記事之中”，[2]（P637）故如趙伯雄師長教師所說：“治經也就變成治史”。[2]（P638）乾嘉以降，漢學年夜行，學主實“事”求“是”，而《年齡》之研討遂集中于文字之校勘、訓詁與名物度數之考證，則學者于《年齡》之“義”，更是不甚措意。恰是在這樣的佈景下，莊存與與孔廣森師弟兩人從頭就《年齡》之“義”與“事”的關系展開討論，提出“《年齡》重義不重事”的口號，從而拉開了清代今文學之尾聲。
二
在乾嘉主流的學術氛圍中，武進莊存與可謂獨樹一幟。在他看來，圣人之學不應該樹立在“分文析字、繁言碎辭”之上，而應該往探討文字背后圣人所要表達的意義，故他說：“征實事，傳故訓者，為膚為末。” [3]又說：“誦《詩》讀《書》，不深惟前人之終始，心意淺薄，俾大德不宣究于后世。”[4]也就是說，閱讀《詩》、《書》等經包養網推薦典，假如僅僅局限于考據與辨偽，那只是“心意淺薄”者之所為，更主要的是要“深惟前人終始”，往領會《詩》、《書》所陳之年夜義，從而使歷代賢圣之大德能夠宣究于后世。誦《詩》讀《書》這般，懂得《年齡》在莊氏看來亦是這般，如他說：
《年齡》以辭成象，以象垂法，示全國后世以圣心之極。[5]
《年齡》樂道堯、舜之道，察其所譏，則堯、舜之道存焉。[6]（卷9）
也就是說，《年齡》之意義，在于體現“圣心之極”，在于體現“堯舜之道”，善說《年齡》者，也就是要往體會文字背后的“圣人之心”與“至圣之法”。就此而言，包養網心得在莊存與看來，就不應該將《年齡》單純地視為一“記事之史”。若視《年齡》為“記事之史”，那么，正如莊氏所指出的：
《年齡》之辭，斷十二公之策而列之，則十二公之行狀莫不著也。辭有屢于一公之策書者，有屢于一年之策書者，有曠而不志者，有曠而一志者，不成不察也。[5]
也就是說，既然十二公之策書俱在，那么十二公的事跡行狀應該都逐一記錄在案。但是，《年齡》之所志，或詳或略，其或書或不書，那只能說是有“不成不察”之深意在此中，故其又曰：
《年齡》非記事之史也，所以約文而表示也。[5]
如《年齡》一開篇，經文書“元年春，王正月”。按常規書法，新君之即位，當書“元年春，王正月，公即位”，而隱公元年不書“公即位”，《左傳》稱“不書即位，攝也”，杜氏注以為“不修即位之禮，故史不書于策”，即使是對莊存與影響極年夜的趙汸，也認為這不過是其所謂“策書之年夜體”，即史家記史之常法。[①]但是，在莊存與看來，《年齡》開篇的“元年春，王正月”幾個字，并非僅僅是史法之常則，而必須從“建五始”這一《公羊》學的特定角度來加以釋讀，從而賦予了這句經文“奉天尊王”的獨特內涵[②]。至于經文中不書“公即位”，按杜預、趙汸的說法，只是因為魯隱公不可即位禮，從而直書其事。而在莊存與看來，“五始”乃《年齡》之年夜教，隱公元年乃《年齡》之始年，故“公即位”本不成闕，抑不是無其史事而不成書，而是此中另具有深意：
嘗得而推言甜心寶貝包養網《年齡》之志，天倫重矣，父命尊矣。讓國誠，則循天理、承父命；不誠矣，雖行即位之事，若無事焉。是以不書即位也。君位，國之本也。南面者無君國之心，北面者有二君之志，位又焉在矣。十年無正，隱不自正，國無以正也。元年有正，正隱之宜為正，而不自為正，不成一日而不之正也。[6]（卷1）
莊氏認為，隱公元年之所以不書“公即位”，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有沒有“公即位”之“事”，在他看來，若是讓國不誠，“雖行即位之事，若無事焉”。故不書“公即位”者，恰是因為“隱不自正”，“無君國之心”，從而助長了桓公的年夜惡行為，從而有背于《年齡》之志。[③]
又如僖公五年，“冬，晉人執虞公”，莊氏評論說：
此滅虞也，曷為書執罷了？忌也。虞，畿內之國，滅而不忌，是無包養ptt皇帝也。虞曰公，王官也，晉曰人，晉侯也。目人以執王官，罪既盈于誅矣，舉可誅而人之以不掉罪，不書滅以隱之台灣包養而不傷義，故曰“史，事也；《年齡》者，道也。” [6]（卷2）
按：在莊氏看來，晉滅皇帝畿內之國，執皇帝之王官，實是罪年夜惡極。但是，若直書“滅”，則顯得是目無皇帝而無所忌憚，從而有傷君臣年夜義之教。是以，《年齡》一方面不書“滅包養意思”，是要為之“隱”而不傷“義”；但從另一方面來講，晉之罪“既盈于誅”，故不書爵而書“人”以誅之。若就事論事而言，本條當書“晉滅虞”，但《年齡》這一其別具專心書法，則使我們看到，“史，事也；《年齡》者，道也。”
在莊存與看來，“《年齡》非記事之史”，則意味著并不是每一件“事”都要有所書，更多的時候是圣人有興趣削之不書，故其曰：
《年齡》非記事之史，不書多于書，以所不書知所書，以所書知所不書。[5]
文于所不審，則義不成斷，皆削之而不書。[5]
《年齡》之辭，禮不備，則雖有事焉而不書。[5]
莊存與極其重視《年齡》之“不書”。如隱公八年，瓦屋之盟，鄭實在會，而《年齡》削而不書，莊氏以為“削鄭伯然后知禮樂撻伐有皇帝存，圣人必不愿其自諸侯出矣。”[6]（卷7）又如魯世卿臧孫辰，其生前僅一見于莊公二十八年“告糴于齊”，其后又享卿位五十余年，而“閔、僖、文之《年齡》削之無一事之可錄者，則知蔽賢之罪年夜，而小善缺乏以自贖也。”[④] 又如《年齡》十二公，僅記桓公明日子之誕生，在莊氏看來，這并不是其他十一公皆沒有明日長子，而是因為其他十一公之明日長子皆未能正常繼位，包養行情故其曰：“不終為君，《年齡》不書非記事之史也。” [6]（卷2）
“不書”而后有所“書”，恰是因為有常“不書”，所以才幹是以而彰顯“所書”的包養價格意義，即莊氏所說的：“以不書推所書，故曰凡所書者，有所表也。” [5]如宣公十一年，“秋，晉侯會狄於攢函。”在莊氏看來，《年齡》例不書外會，而此之所以書之者，是批評晉之不克不及討賊。[⑤]又好比文公十年，“秦人進諾”，在莊氏看來，諾既是微國，對魯而言又是遠國，以《年齡》之例皆不書，而其所以書之者，是批評秦人之窮兵黷武。[⑥]又好比隱公五年，“公觀魚于棠”，莊氏以為此以“非事”書，然“非事”本不當書，而書之者，是譏亂政之始，故謹而志之。[⑦]
在諸多“不書”中，一個很是主要的方面就是“常事不書”，如隱公九年，“春，天王使南季來聘”，包養一個月價錢莊氏評論說：
八年于茲，公紛歧如京師，又不使年夜夫聘，天王則再使上年夜夫來聘，包養意思周德雖衰，不若是甚也。公如京師矣，以為常事而不書也。宋公不王而謀伐之，在此歲矣。齊人朝王，在今年矣。書曰“天王使南季來聘”，見公之朝于皇帝也。公一朝王，比使聘，則以為很是數而志之矣。得其常數包養甜心，不志于《年齡》，《年齡》非記事之史也。[6]（卷2）
按：進《年齡》以來，從不書魯公如京師朝周皇帝，也未書魯君使年夜夫聘于王室，若是從據實直書的史法立場來說，也就意味著隱公即位以來從未朝聘于王室，從而無其事可書。但這在莊存與看來，幾乎是不成能的，其稱“周德雖衰，不若是甚也”。那么，公道的解釋就是，諸侯之朝王本是“常事”，而《年齡》既非“記事之史”，故可以不書“常事”，盡管這對于諸侯來說，也許是件“年夜事”。
“常事”不書，則其有所書者，則意味著“很是”，從而必“意”在此中。成公三年，“冬，十有一月，晉使荀庚來聘。”莊氏論曰：
晉，兄弟之國也，我事之敬矣。敬不答乎？何逮乎成之篇而后言來聘？向以為常事焉，而不書也。“晉侯使荀庚來聘”，何故書？抑之也。何抑爾？禮之始掉也。偶晉于京師，其甚也。以共京師者共晉，微見乎僖，至成而甚焉。晉侯益驕，非魯所看也。志晉之聘，見晉之為晉，我之適者罷了矣。曷為于此焉始？曰：王使不志矣，而后志晉使，《年齡》之年夜教也，不成不察。隱、桓之《年齡》，志王使聘五焉。成、襄之《年齡》，志晉使聘九焉。魯人之所以榮且喜者，移于晉矣。以共京師者其晉，圣人之所甚懼也。舍隱、桓則志王使也罕，自成而下，王使亦絶不見，章疑別微，以為平易近坊，《年齡》之年夜教也。《年齡》終不使魯人以待王使者待晉使，包養ptt絶之若不相見者。然以尊王而抑晉，微故尊之，僭故抑之。王聘屢于隱、桓，晉聘屢于成、襄，皆以為很是焉爾。[6]（卷2）
按：晉使年夜夫來聘于魯，始見于成公三年此條。在莊氏看來，諸侯之相聘問，本為常事而不當書，但進成之篇所以書者，是“抑之也”。因為魯人從此“以共京師者共晉”，即魯人從此不再尊王，轉而尊事晉，此“圣人之所甚懼”。但是，孔子之作《年齡》，“終不使魯人以待王使者待晉使”，故成、襄之篇，屢志晉使聘，實是為了“尊王而抑晉”。
總之，莊氏在《年齡正辭》與《年齡要指》中反復強調“《年齡》非記事之史”，是以，對某事之記或不記，并不是由事務自己來決定，而是由其背后的“義”來決定的，即其所謂“《年齡》記事，以義為從”，[5]從而體現圣人之“年夜教”。[⑧]
三
作為莊氏門生，孔廣森更是進一個步驟從“經”與“史”的關系中對《年齡》作出定位：
年夜凡學者謂《年齡》事略，《左傳》事詳，經傳必相待而行，此即年夜惑。文王系《易》，安知異日有為之作《十翼》者？周公次《詩》，安知異日有為之作《弁言》者？必待傳而后顯，則且等于揚雄之《首贊》，朱子之《綱目》，非自作而自解之不成也。圣人之所為經，詞以意立，意以詞達，雖無三子者之傳，方且揭日月而不晦，永終古而不敝。魯之《年齡》，史也。正人修之，則經也。經主義，史主事。變亂繁，義故文少而用廣。世俗莫知求《年齡》之義，徒知求《年齡》之事，其視圣經竟似《左氏》記事之標目，名存而實亡矣。[7]（敘）
在孔廣森看來，學者對《年齡》之惑，大略如上兩個方面：其一就是所謂“經承舊史，史承赴告”之說，以孔子所修之《年齡》與作為魯之舊史之《年齡》沒有實質性的差別；其二包養站長，以為《年齡》事略，《左傳》事詳，故欲求《年齡》之義，須有賴于《左傳》。結合這兩個方面，其實關鍵只在一點，即不辨經史。而這一經與史之區別，則在于經主義而史主事，對于那種純依史法以論《年齡》者，廣森提出質疑說：
正人之修《年齡》，垂教云乎，豈曰記事云乎？[7]（卷1）
也就是說，孔子之作《年齡》，并不是普通意義上的歷史著作，而是以之立萬世之法：
《年齡》文不空設，皆為后世法。[7]（卷6）
又曰：
《年齡》記事皆為后王示法。[7]（卷9）
是以，對于孔廣森來說，《年齡》雖本為魯之舊史，但經孔子之刪削，即已為魯之舊史賦予了“新義”或“新意”，從而就不克不及再視之是“史”，罷了是“經”。是以孔廣森批評所謂“陋儒”以魯史視《年齡》之說云：
陋儒謂《年齡》唯見魯史，又詳略往取悉無意義，一依赴告，何陋之乎言《年齡》也。[7]（卷1）
“陋儒”如此，當指持左氏學之儒。在《公羊通義》中，孔廣森屢屢說起孔子之作《年齡》，是在損益魯舊史的條件下賦之以“新義”或“新意”，從而達到為萬世立法的目標，其曰：
《年齡》之制者，正人所托新意，損益周制以為后國法。[7]（卷1）
隱公六年，“秋七月。”《公羊傳》曰：“此無事，何故書？《年齡》雖無事，首時過則書。首時過則何故書？《年齡》編年，四時具，然后為年。”孔氏注曰：
諸特言《年齡》者，皆一經之達例，所以損益舊史而示新義者也。……言王者向明而治，必奉順四時之正，天道正于上，人事正于下，故《年齡》謹時、月、日，以進退中掉之事焉。十二公之篇，有無冬者，無秋、冬者，蒲月或以冠夏，十有仲春或不冠冬，方見變文以起微意，常不立則變不見，是故無事必具四時，為常法也，其或不具者，即有所為可知爾。[7]（卷1）
按：從史法上講，無事而書，似乎顯得多余，但是，在廣森看來，“《年齡》雖無事，首時過則書”，恰好是立此“達例”與“常法”，然后才可以體會孔子在損益舊史過程中通過“變文”所要表達的“新義”。如魯成公十年，“秋，七月。公如晉。”當年《年齡》經不記“冬十月”，顯然是分歧常例，但是，在孔廣森看來，這恰是“變文以起微意”，其注曰：“然則是年無冬者，本當系葬晉景公于冬三月之下，但緣諱不書其事，令如常例書首時，嫌若冬實無事，故往冬以起之也。” [7]（卷7）按是年晉景公卒，根據《左傳》記載：“秋，公如晉，晉人止公，使送葬。冬，葬晉景公，公送葬，諸侯莫在，魯人辱之，故不書，諱之也。”也就是說，魯侯這次朝晉頗受辱沒。若按常例而書，應該記冬某月，公葬晉景公，然此實魯侯之辱，故諱而不書。不過，若諱而不書，按“首時過則書”之例，僅僅書“冬十月”，則又會讓人產生當年冬三月無事可記的嫌疑，故孔子通過往冬來體現其微意地點。
隱公三年，“夏，四月，辛卯，尹氏卒。”《公羊傳》曰：“尹氏者何？皇帝之年夜夫也。其稱尹氏何？貶。曷為貶？譏世卿。世卿，非禮也。外年夜夫不卒，此何故卒？天王崩，諸侯之主也。”廣森注曰：
蓋王喪主訝喪賓者，以其新與內接，有赴吊之禮，故得錄卒。知非主為譏世卿書者，魯史本有其卒，但舊文書名，今更之曰‘尹氏’，則正人所托新義爾。凡治《年齡》皆當以此意求之。[7]（卷1）
按：孔廣森以為，《年齡》書“尹氏卒”，本因尹氏在周平王之喪上“主訝喪賓者”，以其“新與內接”，故得恩錄之，是以，魯舊史之《年齡》并不是為“譏世卿”而書尹氏之卒。同時，考諸實際，孔廣森認為，“周之命官，或謂人，或謂師，或以掌司典職冠所事。唯世其職者，乃曰氏。然三百六十之屬，以氏名者財四十有四，而其位貴者不過中年夜夫，則知卿之義不得世也。” [7]（卷1）既然“卿之義不得世”，而“世其職”才稱“氏”，那么魯史舊文當書其名而不書“尹氏”。由此可見，《年齡》書“尹氏卒”，是孔子易其名而更之曰氏，以闡發“譏世卿包養女人”台灣包養網之“新義”。
莊公十一年，“秋，宋洪流。”《公羊傳》曰：“何故書？記災也。外災不書，此何故書？及我也。”孔氏注曰：
不舉內為重者，錄災所由生，道其本也。知非為王者之后記災者，所傳聞之世，方外諸夏，雖王者之后，猶未得記，故知仍以及內錄爾。《左氏》說“外災據告書”者，但魯史之體如是，非《年齡》新意也。[7]（卷3）
按：從普通上說，《年齡》外災不書，宋洪流，《左傳》認為是“外災據告書”，孔廣森以之為魯史之體，但卻不是《年齡》新意。
隱公元年，包養平台“三月，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眜。”《公羊傳》以儀父為邾婁君之字，是“為其與公盟”而“褒之”。廣森注曰：
邾婁之進自緣他事，因此褒之于此，則《年齡》之新義。《年齡》皆假事以托義者也，得其義則事可略也。[7]（卷1）
按：在《通義》中，孔廣森還詳細考證說，邾屢在隱公篇本為附庸，而附庸有氏、人、名、字四等，邾屢在桓之篇稱“人”而曰“蠻夷之”，隱之篇稱“字”而曰“褒之”，則其實際本當列在“名”等，其后在莊公篇始獲王命而進為諸侯。就其“事”而言，邾屢之進顯然不是因為他能與隱公盟，而還有緣由，而《年齡》于此書字而褒之，在廣森看來，這就是孔子的“新義。”更主要的是，孔廣森在此進一個步驟發揮說：“《年齡》皆假事以托義者也，得其義包養心得則事可略也。”也就是說，《年齡》所重者最基礎不是“事”，而是“義”，所謂“事”，不過是“假”以明“義”的依托罷了，一旦得其“義”，則“事”甚至可以疏忽不談，甚至對其事務自己之本相也可存而不論，如其論齊襄、魯莊之復仇云：
齊、魯皆非能誠復仇者，而假襄公以見復仇之善，又假莊公以寛不克不及復仇之責，皆所以因事托義，著為后法。[7]（卷3）
也就是說，《年齡》為明“年夜復仇”之義，遂借齊襄公之伐紀，魯莊公之伐齊來闡明此義。但齊襄、魯莊能否真的是能誠心復仇，對《年齡》而言其實無關緊要，主要的是依托此事所明的年夜義。故孔廣森說：
《年齡》非記事之書，明義之書也，茍明其義，其事可略也。[7]（敘）
孔廣森又以祭仲為例說：
《年齡》有當略而詳，當詳而略。詳之甚者，莫如錄伯姬；略之甚者，莫如鄭祭仲之事。祭仲權一時之計，紓宗社之患，正人取之，亦“與其進，不與其退”之意焉爾。若《左傳》所載，忽之弒，亹、儀之立，仲循循無能匡救，茍并存其跡，將不成為訓，故斷至昭公復正，厲公居櫟，取足伸仲之權而止，此《年齡》重義不重事之效也。[7]（敘）
按：對于孔廣森來說，《年齡》之記鄭祭仲，是略其事而伸其義。就“事”而言，《左傳》記之甚詳，然《左傳》中祭仲之抽像，“逡巡畏難，不終其志”，其于昭公之弒，對于子亹、子儀之立，都有詳盡的記載。但是，祭仲對此“循循無能匡救”，故“事”越詳而于“義”越“不成為訓”。反過來，《年齡包養價格ptt》于祭仲，只是取其詭辭，許其生忽存鄭為知權。是以，對《年齡》而言，所重者是祭仲之“權”，而對那些“不成為訓”之“事”，則必須略之，這就是孔氏所謂有“當詳而略”。
若從“記事”的角度來說，當然越詳盡越好，但問題是，孔子之作《年齡》，目標不是“記事”，而是為了“垂教”，故凡所謂“不包養俱樂部成為訓”者，則自當略之。是以《左傳》雖然記事詳包養甜心盡，但在孔廣森看來，其于發明經義上的價值，反而不如《公羊傳》，其于《通義敘》中明確地說：
《左氏》之事詳，《公羊》之義長，《年齡》重義不重事，斯《公羊傳》尤不成廢。[7]（敘）
其又曰：
《左氏》馳騁于文辨，《谷梁》圈囿于詞例，此圣人制作之精意，二家未有言焉，知《年齡》者，其唯公羊子乎！[7]（敘）
總之，在孔廣森看來，傳統上以《左傳》例《年齡》的《年齡》觀實為“年夜惑”，“經承舊包養情婦史，史承赴告”之說，只知孔子與魯舊史《年齡》的傳承關系，卻不明孔子之作《年齡》，在沿襲舊史的同時卻更多地是彰顯“新義”。而孔子之彰顯“新義”，當然不是為了記事而記事，而是為了垂教與立法之目標，恰是在這一意義上，孔子所修之《年齡》，是“經”而不再是“史”，相應地，其所重在“義”而不在于“事”。就此而言，《左傳》記事雖詳，但《年齡》之為經，并不見得要與《左傳》“相待而行”，否則的話，“莫知求《年齡》之義包養合約，徒知求《年齡》之事”，則誠如孔廣森隱然對毛奇齡所作的批評，“視圣經竟似《左氏》記事之標目，名存而實亡矣”。
四
就清代今文學來講，莊存與與孔廣森都被認為是先行者之一。梁啟超稱莊存與為一代“今文學啟蒙年夜師”。[8](P61)劉逢祿序魏默深《詩古微》時稱：“皇清漢學昌明，通儒輩出，于是武進張氏始治《虞氏易》，曲阜孔氏治《公羊年齡》，今文之學萌芽漸復。”[9](卷9)皮錫瑞亦以為，“及孔廣森專主《公羊》，始有今文之學。” [1]（書經，P97）但是，從另一面來講，莊存與并沒有自覺地作為一個今文學者，蔡長林指出，“莊存與從未強調以今文經說解釋其特別的經學觀，甚至在莊氏的學術認知中，并無‘今文經學’此一概念的存在，這是遍讀莊氏著作之后，任何人皆可以發現的事實。” [10]（p57）這一判斷無疑是正確的，從其對《尚書》、《周禮》等古文經典的態度即可見一斑。[⑨]而孔廣森從莊存與學的同時，更是從小師從戴震，被視為漢學正統，江籓的《漢學師承記》、支偉成的《清代樸學年夜師列傳》均是以把他列為“皖派經學家”，故梁啟超曾批評說：“戴震門生孔廣森著《公羊通義》，然不明家法，治今包養網單次文學者不宗之。”[8](P61)從某種意義上講，這兩種貌似對立的見解都可以成立。毫無疑問，莊、孔兩人事實上并沒有嘉、道以后的今辭意識，也從未以今文學者自居。但對于其問題意識而言，從他們稱“《年齡》非記事之史”、“《年齡》重義不重事”諸說中以可以看得出來，他們的學術標的目的，又顯然已經是清代今文經學之濫觴。
注釋：
[①] 如趙氏說：“嗣君逾年即位，書‘元年春，王正月，公即位’。不可即位禮，不書‘即位’；告朔朝正，書‘王正月’。”見《年齡屬辭》，卷一。
[②] 參見《年齡正辭》，卷一。
[③] 按：這里莊包養網dcard氏用的是谷梁的義法。《谷梁傳》隱公元年說：“讓桓正乎？曰：不正。《年齡》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惡。隱不正而成之，何也？將以惡桓也。其惡桓，何包養心得也？隱將讓而桓弒之，則桓惡矣；桓弒而隱讓，則隱善矣。善則其不正焉，何也？《年齡》貴義而不貴惠，信道而不信邪。逆子揚父之美，不揚父之惡。先君之欲與桓，非正也，邪也；雖然，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。己探先君之邪志，而遂以與桓，則是成父之惡也。兄弟，天倫也。為子受之父，為諸侯受之君。己忘天倫，而忘君父，以行小惠，曰大道也。若隱者，可謂輕千乘之國。”
[④]《年齡正辭》卷五。按：《左傳》襄二十四年稱：“先年夜夫曰臧文仲，既沒，其言立”，稱之為“不朽”，則是以臧孫辰為賢者。然其知柳下惠之賢而不克不及進之，故莊氏云“蔽賢之罪年夜”。
[⑤] 《年齡正辭》卷十：“外會不書，晉侯會狄，何故書？病晉也。其病晉何也？病不討賊也。病晉，則其稱晉侯何？稱晉侯以會狄，所以病晉侯也。”
[⑥]《年齡正辭》卷八：“鄀者何？微國也。自我言之，遠國也。若此者，于《年齡》皆不書，何言乎秦人進鄀？以秦人之好兵，為見乎此，故謹而志之。《年齡》之法，苦平易近尚惡之，況傷平易近乎？傷平易近尚痛之，況殺平易近乎？平易近者，《年齡》之所甚愛也；兵者，《年齡》之所甚痛也。舍用兵，則君無所令，臣無所職，平易近無所習，《年齡》之所甚惡也。”
[⑦] 《年齡正辭》卷四：包養一個月“以非事書也。十有二公之策書，其為非事，則厪正人所書乎？曰：《年齡》非記事之史也，不勝譏，擇其重者而譏焉。公觀魚于棠，何故重之？《年齡》之始，人固知此為亂政矣，則謹而志之。”
[⑧] 對莊存與而言，立《年齡》之義，最最基礎的就是要體現圣人之教，故其曰：“《年齡》有主書以立教”（《年齡正辭》卷七）又曰：“五始，年夜教也。”（《年齡正辭》卷一）又曰：“夫子曰：‘吾志在《年齡》，行在《孝經》’，撥亂世，反諸正，亦教之孝弟罷了矣。”（《年齡正辭》卷四）又曰：“章疑別微，以為平易近坊，《年齡》之年夜教也。”（《年齡正辭》卷二）又曰：“《年齡》慎辭，謹于名倫等物者也。辨等于齊，而絕倫于晉，不成不察，全國之年夜教也。”（《年齡正辭》卷七）
[⑨] 對莊存與經學之定位，可參見拙作：《經學、道學與經典詮釋》，臺灣年夜學出書中間，2010年，第171－184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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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任編輯：柳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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